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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代對外貿易發(fā)展的狀況及其特點 ( 元朝的海外貿易與對外交通是怎樣發(fā)展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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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概況:城市發(fā)展:城市中“市”“坊”分開,政府嚴格管理;長安、洛陽商業(yè)發(fā)展快;農村集市發(fā)展。 對外貿易:廣州;市舶使。 金融方面:柜坊和飛錢出現(xiàn)。 4 、宋元:商業(yè)繁榮 ① 原因:政治方面加強中央集權,國家趨向

中國古代對外貿易的特點 ⑴前期陸路為主,后期以海路為主.唐朝以前以陸路交通為主,唐朝時海陸貿易并重,不但有東西陸路交通,而且已開通向東、向西的海路交通,宋元明清時期,陸路貿易下降,海路貿易地位日漸上升.其原因如下:其一,

中國封建社會主要朝代對外貿易發(fā)展有幾個不同的階段,第一個階段是謀求向外發(fā)展,第二個階段是絲綢之路的逐漸開辟和成熟,第三個階段是閉關鎖國。主要內容如下:⑴秦漢:對外交往的初始階段.張騫通西域之后,中國同西亞和歐洲

總特點:封建經濟繼續(xù)向前發(fā)展,但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封建社會走向衰落。 具體特點: ①農業(yè)生產商品化趨勢加強,并形成農業(yè)專業(yè)生產區(qū)域。(農業(yè)生產結構發(fā)生變化) ②手工業(yè)出現(xiàn)資本主義萌芽; ③商業(yè)空前繁榮; ④對外貿易實行閉關政策。 2、

1、先以陸路貿易為主,后以海路貿易為主。2.官方貿易不以營利為目的,而以加強友好往來為主。3.對外貿易過程中,文化交流和人員往來,科技的傳播,促進了世界文明和經濟發(fā)展,同時世界宗教文化也隨之傳人我國。4.對外貿易的

特點: ①先陸路貿易,后海路貿易。②外貿政策由開放到閉關。2、古代對外貿易是怎么發(fā)展的 1、漢代:中國與日本、朝鮮、越南等國保持著頻繁的貿易往來。張騫通西域后,漢朝的使者、商人接踵西行,通過絲綢之路與中亞、西亞、

中國古代對外貿易發(fā)展的狀況及其特點

最富庶的、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為了維護帝國的封建統(tǒng)治,恢復和發(fā)展經濟,元朝統(tǒng)治者對海外貿易非常重視,恢復了南宋時期被遼、金、西夏等國堵塞多年的中西通道,使得元與南海、西域等國的貿易十分繁榮。

【答案】:元朝的海運,一種是沿海之間的運輸貿易,主要是從南方調入糧食;一種是對海外的運輸貿易,廣州是對外貿易最重要的港口,和東南亞、曰本、高麗的商業(yè)交往很密切。漕運主要是大運河促進商貿的發(fā)展。元朝政府開鑿了汶水

元朝海上交通和對外貿易較前代都有很大的發(fā)展。元襲南宋舊制,設市舶提舉司管理海外貿易。至元十四年(1277)曾設泉州、慶元、上海、墩浦等口岸,并在這些口岸設立市舶司。此外,元朝還開辟了從長江口到日本、高麗等地的

宋元:對外交往進入頻繁時期,海外貿易發(fā)達。對外交往東達朝鮮、日本,西至阿拉伯半島和非洲東海岸一些國家,南宋的外貿所得,在財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元朝時大都是聞名世界的商業(yè)大都市。意大利人馬可•波羅來華居住十多

元代海外貿易的興旺,是以東南沿海及長江中下游地區(qū)發(fā)達的手工業(yè)和農業(yè)生產為依憑的;同時它又有力地促進了這些地區(qū)商品經濟的發(fā)展。元代頻繁的中外交往和發(fā)達的海外貿易,大大加強了中國人民與世界各國人民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來

元朝時期,中國的海外貿易和對外交通都得到了很大的發(fā)展。在元代,中國的海上絲綢之路達到了頂峰,從中國到東南亞、南亞、中東和非洲的貿易往來十分頻繁。元代海外貿易繁榮程度已經遠超宋朝,泉州在元時是世界上最大的國際貿易港

元代的海外貿易活動,有活躍滋長的力量,也有衰退的跡象。這些現(xiàn)象可見於官方記錄,可見於民間著作,也可見於元代遺留下來的史跡、文物與文獻。而這些海外活動的成果為明初鄭和等海外活動所承繼。 壹.官方資料 元代官方記錄,保存了進出港口的

元朝海外貿易的基本狀況

元代是中國歷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時間,由于農業(yè)和手工業(yè)的發(fā)展,交通運輸?shù)耐〞?,統(tǒng)一貨幣的流通,元代商業(yè)很活躍。元代對外交往和外貿空前發(fā)達,與日本、朝鮮、東南亞、印度半島、西北非乃至歐洲,均有經濟、文化聯(lián)系。中國的火藥

(三)由于經濟的,也由于軍事的、政治的需要,元朝大力興建水陸交通。便利了商業(yè)的發(fā)展。下面敘述元代的城市、交通和海外貿易。城市北方的大都、南方的杭州是元代的兩大城市。隨著海上交通的發(fā)達,東南沿海又出現(xiàn)一批新興的城鎮(zhèn)

元代頻繁的中外交往和發(fā)達的海外貿易,大大加強了中國人民與世界各國人民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來:一方面讓中國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得以對世界做出自己的貢獻;另一方面又使中國人民在與世界各國人民的交往中,能夠學習到外國文明的

元朝海上交通和對外貿易較前代都有很大的發(fā)展。元襲南宋舊制,設市舶提舉司管理海外貿易。至元十四年(1277)曾設泉州、慶元、上海、墩浦等口岸,并在這些口岸設立市舶司。此外,元朝還開辟了從長江口到日本、高麗等地的

首先,主要原因是蒙古帝國分裂后,中亞地區(qū)出現(xiàn)了四大汗國,元代又大力修筑驛站和急遞鋪,為元代的路上貿易和對外聯(lián)系提供了方便.其次,宋朝中后期,航海技術迅速發(fā)展,以及唐朝時已開辟的海上貿易路線,為元代海上貿易提供了方便.

元朝在交通和對外貿易有何發(fā)展?

1、宋朝海外貿易繁榮。由于西夏阻隔了西北的絲綢之路,加上經濟中心的南移,從宋朝開始,東南沿海的港口成為新的貿易中心。宋朝先后在廣州、杭州、泉州、密州板橋鎮(zhèn)、潤州、蘇州、溫州、江陰軍、明州、嘉興府(秀州)華亭縣(

中國古代對外貿易的特點 ⑴前期陸路為主,后期以海路為主.唐朝以前以陸路交通為主,唐朝時海陸貿易并重,不但有東西陸路交通,而且已開通向東、向西的海路交通,宋元明清時期,陸路貿易下降,海路貿易地位日漸上升.其原因如下:其一,西

宋元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特殊時期,這一時期在中外交通方面建立了許多制度,為中國的對外交往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元朝時期,對外貿易開始愈加發(fā)達,除了傳統(tǒng)的“絲綢之路”外,還建立了海上貿易路線。在這樣的背景下

宋元時期對外交流情況分為兩種,一種是由于連年戰(zhàn)爭,迫使朝廷派出使節(jié)與邊境相鄰的國家搞好關系,另一種方式是在國家極其強大的情況下,吸引外來國家人士的學習。在對外交流中,交通方式又分為陸路和海路兩種。使中外經濟文化和

宋元時期是怎樣對外貿易的?

宋元:對外交往進入頻繁時期,海外貿易發(fā)達。對外交往東達朝鮮、日本,西至阿拉伯半島和非洲東海岸一些國家,南宋的外貿所得,在財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元朝時大都是聞名世界的商業(yè)大都市。意大利人馬可•波羅來華居住十多

元代對外交往和外貿空前發(fā)達,與日本、朝鮮、東南亞、印度半島、西北非乃至歐洲,均有經濟、文化聯(lián)系。中國的火藥、印刷術從元代傳到西方,對世界文明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元朝的統(tǒng)一促進了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元代文學藝術成就輝煌,

首先,主要原因是蒙古帝國分裂后,中亞地區(qū)出現(xiàn)了四大汗國,元代又大力修筑驛站和急遞鋪,為元代的路上貿易和對外聯(lián)系提供了方便.其次,宋朝中后期,航海技術迅速發(fā)展,以及唐朝時已開辟的海上貿易路線,為元代海上貿易提供了方便.

元代海外貿易的興旺,是以東南沿海及長江中下游地區(qū)發(fā)達的手工業(yè)和農業(yè)生產為依憑的;同時它又有力地促進了這些地區(qū)商品經濟的發(fā)展。元代頻繁的中外交往和發(fā)達的海外貿易,大大加強了中國人民與世界各國人民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來

元朝海上交通和對外貿易較前代都有很大的發(fā)展。元襲南宋舊制,設市舶提舉司管理海外貿易。至元十四年(1277)曾設泉州、慶元、上海、墩浦等口岸,并在這些口岸設立市舶司。此外,元朝還開辟了從長江口到日本、高麗等地的航

元朝的海外貿易與對外交通是怎樣發(fā)展的?

宋元:對外交往進入頻繁時期,海外貿易發(fā)達。對外交往東達朝鮮、日本,西至阿拉伯半島和非洲東海岸一些國家,南宋的外貿所得,在財政收入中占重要地位。元朝時大都是聞名世界的商業(yè)大都市。意大利人馬可•波羅來華居住十多

元代對外交往和外貿空前發(fā)達,與日本、朝鮮、東南亞、印度半島、西北非乃至歐洲,均有經濟、文化聯(lián)系。中國的火藥、印刷術從元代傳到西方,對世界文明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元朝的統(tǒng)一促進了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元代文學藝術成就輝煌,

首先,主要原因是蒙古帝國分裂后,中亞地區(qū)出現(xiàn)了四大汗國,元代又大力修筑驛站和急遞鋪,為元代的路上貿易和對外聯(lián)系提供了方便.其次,宋朝中后期,航海技術迅速發(fā)展,以及唐朝時已開辟的海上貿易路線,為元代海上貿易提供了方便.

元代海外貿易的興旺,是以東南沿海及長江中下游地區(qū)發(fā)達的手工業(yè)和農業(yè)生產為依憑的;同時它又有力地促進了這些地區(qū)商品經濟的發(fā)展。元代頻繁的中外交往和發(fā)達的海外貿易,大大加強了中國人民與世界各國人民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來

元朝海上交通和對外貿易較前代都有很大的發(fā)展。元襲南宋舊制,設市舶提舉司管理海外貿易。至元十四年(1277)曾設泉州、慶元、上海、墩浦等口岸,并在這些口岸設立市舶司。此外,元朝還開辟了從長江口到日本、高麗等地的航

元朝的海外貿易與對外交通是怎樣發(fā)展的?

市舶司  市舶司   中國古代官署名。負責對外(海上)貿易之事。唐時對外開放,外商來貨貿易,廣州等城市就成了重要通商口岸,國家在此設市舶司,或特派,或由所在節(jié)度使兼任。其職掌檢查進出船舶蕃貨、征榷、貿易諸事,五代時廢止。宋代重視海外貿易,開寶四年(公元971年)在廣州設市舶使,掌海上貿易?;兆诔鐚幵昶咴掠衷诤贾荨⒚髦荩ń駥幉ǎ?、密州(今山東膠縣)、秀州(今上海淞江縣)等地設市舶司,負責檢查進出船只商貨、收購專賣品、管理外商。建炎(公元1127—1130年)初罷閩、浙市舶司,職歸轉運司。元同宋制,世祖時,于廣東置市舶提舉司,武宗至大時(公元1308—1310年)罷。仁宗弛禁,改立泉州、廣州、慶元三市舶提舉司,掌發(fā)放船舶出海公檢、公憑,檢查出海船舶及管理所轄口岸船只事宜。明代于沿海各處置市舶提舉司,掌海外各國朝貢市易之事。嘉靖后,僅留廣東一處。清初實行關閉政策,對外通商口岸僅限澳門一地??滴醵辏ü?683年)弛禁,開廣州、漳州、寧波、云臺山(今連云港)四口貿易。乾隆時僅留廣州一口通商。鴉片戰(zhàn)爭后,設稅務司、總稅務司管理海關諸事,大權落入洋人之手。 元代是中國歷史上通過海路對外貿易最繁榮的朝代之一,它上承唐、宋,下接明、清。在我國古代海外貿易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元代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fā)展,以及海外交通的發(fā)達。為海外貿易的擴大提供了有利的條件。 元初,統(tǒng)治者采取了某些鼓勵農業(yè),手工業(yè)和商業(yè)發(fā)展的積極措施,帶動了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fā)展。由于元朝疆域跨歐、亞二洲,對外交通空前發(fā)達。海外交通也發(fā)展到了一個更新的階段。無論是航海技術、航行規(guī)模、所到達的地域范圍等各個方面,都大大地超過了唐,宋時期。元代,東南沿海的對外交通貿易港口比前代更加繁忙,地點也有所增加。 元政府對海外貿易是非常重視的。為了有效地控制海外貿易。增加財政收人,官方制訂和頒布了一系列有關管理制度,主要有市舶制度,朝貢制度以及官方參與海外貿易的官本船制度。元政府試圖通過這些制度的頒布實施,將海外貿易納入其封建統(tǒng)治軌道。 市舶制度是元代官方管理海外貿易的基本制度。是對店、來以來市舶管理體制的繼承和完善。市舶制度的執(zhí)行機構是市舶司。市的司設在東南沿海的對外貿易港口.負責組織、管理中外商旅的進出口貿易,兼任某些外事接待任務。市舶制度的核心是“市舶則法”。市舶則法又叫“市舶抽分雜禁”,它包括了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一是抽分(稅)的規(guī)則;二是經營許可證——公驗、公憑的申報,審批及管理手續(xù)章程;三是對違禁出口物品的查堵和獎罰規(guī)定。此外,市舶法則還包括了一些諸如保護中外商人的合法權益;轉運發(fā)賣舶貨;優(yōu)恤舶商等等方面規(guī)定。 朝貢貿易古來有之,是中國古代社會特有的官方對外經濟聯(lián)系形式,它肩負政治外交和商品交換的雙重職能。元代由于國力強盛.所以朝資貿易也一度非常興盛。為了加強管理,元政府陸續(xù)頒行了一些有關接待貢使、轉運貢品、回賜犒賞等各個環(huán)節(jié)相適應的朝貢貿易制度。 官本船貿易制度是元代官方控制和壟斷海外貿易的手段 也是元代海外貿易制度的最大特色。為了使官方攫取更大的海外貿易利益,統(tǒng)治者并不滿足于僅僅靠市舶抽分(稅)和坐收海外“貢品”,而是由政府直接插足海外貿易經營,官本船之制使應運而生。官本部制度的內核來源于“斡脫”的官本商辦精神。官本船貿易制度規(guī)定,官方預付資金。提供船只,招招商人承包經營。其所獲之利潤,按照官七民三的比例分成 在元代前、中期,官本部貿易制度憑借政府雄厚財力,并佐之以行政強迫命令,得以大規(guī)模推行,成為主要海外貿易形式。 受官方政策的影響和制約,元代海外貿易呈現(xiàn)出明顯的階段性。隨著元政府對海外貿易政策的調整,元代海外貿易相應地劃分為三個不同時期。第一個時期.從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 年)到二十一年(1884年)。由于元政府采取了不少鼓勵海外貿易和扶植海商的做法,如開誠布公地招徠外商;用低息貸款資助“海舶市諸番者”。廢除宋末的重稅等等,收到了積極的效果,使元初的海外貿易在經歷了宋末的短暫衰退以后,逐漸得到復興。第二個時期,從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到英宗至治二年(1322).元朝 對全國統(tǒng)治的進一步鞏固,統(tǒng)治者急欲海加經濟剝削,初期采取的某些溫和,“讓利”政策紛紛收回,代之以嚴厲的官方控制經濟的政策。在海外貿易政策上,官本部制度占了主導地位。隨著官本船制度的出現(xiàn),以及“海禁”的施行。海外貿易幾乎被官方控制和壟斷。在這一時期內,私人海外貿易經常遭到禁止。以官本船貿易為主要特色的,包括各種形式的官方或半官方的海外貿易非常盛行。同時,由于辦政策的作用,東南沿海形成了以大官僚地主為中心的海商集團。為了加強對海外貿易的控制,元政府在這一時期兩次頒布“市舶則法”。第三個時明,從至治三年(1323年)到順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出于各方面的原因, 如官吏侵漁,民商反抗。以及通貨膨脹等等,元政府被迫停止實行官本船制度,聽任民間海南自主經營,于是,這一時期海外貿易的主流是私人經營。元代私人海外貿易在經歷了中期的壓制、排擠曲折發(fā)展以后,終于沖破政府的樊籬,釋放出巨人的能量。元代后期,私人海外貿易的經營形式多種多樣,主要有獨資,合伙和合股三種。海外貿易商的隊伍構成也十分龐雜,上至王侯將相,下至普通商民,旁及三教九流,五湖四海之人,他們按照資本構成和技術分工結成了一定的相互關系。元代海南隊伍的中堅是中、小海商,他們是推動海外貿易發(fā)展的真正動力。 商貿往來,互通有無;舟航所至,天涯咫尺。元代海外貿易為促進經濟發(fā)展,增進中外人民的傳統(tǒng)友誼.加強文化交流等方面均產生了有益的作用。但是,由于時代的局限,元代海外貿易沒有、也不可能超越封建商品經濟的范圍,帶來社會生產力或生產關系的任何重大變革。
貿易,是海外活動最根本而真實的力量。 元代的海外貿易活動,有活躍滋長的力量,也有衰退的跡象。這些現(xiàn)象可見於官方記錄,可見於民間著作,也可見於元代遺留下來的史跡、文物與文獻。而這些海外活動的成果為明初鄭和等海外活動所承繼。 壹.官方資料 元代官方記錄,保存了進出港口的的國際貿易狀況,反映於海上活動的媽祖信仰,以及前所未有的海禁。 1. 港口與貿易 元代的國際貿易的港口共有八處,皆設置於元初世祖至元年間,各處均有專職官員主持,分別為: 泉州,元世祖至元14年(1277)立,特設一人專職主之。 慶元、上海、澉浦,元世祖至元14年立,令福建安撫使督之。 廣東,至元20年(1283)置。 杭州,至元21年(1284)置。 溫州,至元年間置。 雷州,至元30年(1293)置。 其中泉州為元代中國第一大港,也是世界第一大港,船舶眾多,貨物堆積如山。從事海外貿易者甚多,且頗見資本雄厚之巨商大賈,泉州的蒲壽庚家族經營海外貿易而致於富貴。蒲壽庚婿佛蓮一家便有海舶八十艘。崇明人朱清、嘉定人張瑄,二人所經營海外貿易,「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輟耕錄》卷五) 朝廷命官主持海外貿易,「每歲召集舶商,於蕃邦博易珠翠香貨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後聽其貨賣。」「其貨以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其發(fā)舶回帆,必著其所到之地,驗其所易之物,給以公文,為之期日……」。(《元史?食貨志》) 2. 海神媽祖的崇高地位 媽祖本為五代北宋間福建湄州島林氏女,生而能知人福禍,助人無數(shù),尤多助人於海上,歿而為海神。兩宋間,閩人膜拜,信徒迅速增加,成為官方認同之重要神祗,趙宋朝廷先後制封十四次,地位之崇,絕無僅有。 元代,民間崇拜持續(xù),媽祖信仰向北傳播,新增的媽祖廟,除了福建、浙江、江蘇、廣東,括及山東、河北。元代政府敕封媽祖,前後有七次,神格由宋代所封之「妃」升格為「天妃」。 第一次:至元15年(1278),制封「護國明著靈惠協(xié)正善慶顯濟天妃」。 第二次:至元18年(1281),制封「護國明著天妃」。 第三次:至元25年(1288),詔加封南海明著天妃為「廣佑明著天妃」。 第四次:大德3年(1299),加封泉州海神曰「護國庇民明著天妃」。 第五次:延佑1年(1314),加「廣濟?;菝髦戾?。 第六次:天歷2年(1329),加封為「護國庇民廣濟?;菝髦戾?。 第七次:至正14年(1354),號海神為「輔國護圣庇民廣濟?;菝髦戾埂? 元代祭祀天妃,列入國家禮典?!富蕬c(1312-1313)以來,歲遣使齎香遍祭」《元史?祭祀志》每年官方海運之前,需先祀祭天妃。而其他諸神未得重視或認定,「祈風雨不得支破官錢」(《元典章》)。宋代官商膜拜祈風的泉州九日山通遠王,入元而式微消沉。元代媽祖信仰一枝獨秀,神格崇高,乃彼時海外航運活躍的反映。 3.朝廷壟斷貿易與禁止商舶入海之令 朝廷對於巨賈大商,常借故奪其財利。蒲氏婿佛蓮,身歿無後,官府沒其家貲。朱清、張瑄被視為「聚斂之臣」,為官捕殺,封籍家貲,拘收軍器海舶,流放子孫於遠方。規(guī)定「凡權勢之家皆不得用己錢入蕃為賈」,「蒲壽庚請下詔招海外諸蕃,不允」,「唆都請招三佛齊等八國,不從」。 又有「官自發(fā)船貿易」,以及官府提供資本交由商人經營的「官本船」貿易。元代官府顯然防禁私人壟斷貿易,與民爭利,趨向中央集權。另一方面,海外貿易衍生許多問題,令官府無法掌控,加上海防的顧慮,因而產生海外政策制度的鉅變,下令禁止海外貿易,先後頒布四次海禁令。 第一次:元世祖至元29年(1292)禁商泛海,至元31年(1294)弛禁,前後實行三年。 第二次:大德7年(1303)禁商下海,至大1年(1308)復立市舶司,前後六年。 第三次:至大4年(1311)罷市舶司,延佑1年(1314)開禁,前後四年。解禁後,「仍禁人下番,官自發(fā)船貿易」。 第四次:延佑7年(1320)罷市舶,至治2年(1322)復置市舶司,前後海禁三年。解禁後,海外貿易有所限制。 元之海禁為前代所未有。出現(xiàn)在元開國後四十馀年,三十年間四禁四開,禁海之期短者三年,長者六年,為時不長;三次海禁間隔,短者三年長者九年,為時也不長。四次都屬暫時性,卻是連續(xù)性,而且一次比一次強烈,解禁之後都有相當限制。這一系列海禁,因為貿易之利與治安之慮而產生,出現(xiàn)於元代中期,乃典型之元代特色,中國的海外政策產生了本質性的改變,對明清時期影響極大。 貳、民間航海人員的著述 元代民間遠航海外,以泉州為最盛,廣州次之。廣州港的航海活動見於《大德南海志》,為元初之作,泉州港的海外活動記錄見於《島夷志略》,為元末之作。 《大德南海志》,陳大震等纂,成書於元大德8年(1304),乃所知最早之廣州方志。是書版本多種,而多闕漏,相互校訂,知原書應有二十卷,其卷七〈船貨〉與其附錄〈諸蕃國附〉,乃元初廣州海外貿易之記錄。所著錄當時廣州貿易海外之國,一百四十二國。分別列各國為東洋、西洋。東西洋之劃分,始見元代,而元初其他著作只見西洋一詞,唯《大德南海志》并述東洋、西洋,并且細分為小東洋、大東洋,小西洋、大西洋。大 抵以巽他海峽為東、西洋之分界;加里曼丹島北部至菲律賓為小東洋,其南諸地為大東洋;馬來半島、蘇門答臘一帶為小西洋;印度洋為大西洋。各版本多述及海外諸國多止於東南亞諸地,唯《永樂大典》所載海外諸國,遠及白達、層拔、弼琶羅、勿斯離、默茄諸國。其地括及阿拉伯半島(白達、默茄),北非(勿斯離),東非(弼琶羅、層拔)。這些國名,可見於唐、宋典籍,有其可信之理,但《大德南海志》僅錄地名,於風 土民情貿易無只字片語記述,則此等地區(qū)是否廣州貿易所及,仍有待於稽考。 《島夷志略》,汪大淵撰,成書於元順帝至正9年(1349),晚於《大德南海志》四十馀年。汪氏兩度航海(1330年,1337年),浮海八年,記述天下第一大港泉州遠航所至各國,以九十九國為條目,逐一介紹游歷所至各國,各條目之中又提到其他若干國家或地區(qū)百馀處,包括小東洋、大東洋、小西洋、大西洋,始自澎湖(彭湖)、臺灣、琉球一帶(琉球),菲律賓(三島、麻逸、蘇祿),以至印度洋之印度(天竺)、錫蘭(僧伽剌)、馬爾他夫(北溜)、阿拉伯半島(天堂),皆親游之地。汪氏具體敘述親身游歷各地位置、風土、民俗、物產、貿易,其所至地域之多,所記內容之豐富、詳細與切實為前代未有,為明代載記所不及,直到清代西洋教士傳入世界新知,始有突破。鄭和下西洋規(guī)模浩大,鄭和隨員三人所著之書,內容卻不及於《島夷志略》。馬歡《瀛涯勝覽》頗受《島夷志略》影響,費信《星槎勝覽》更大量抄襲《島夷志略》。元初《大德南海志》與元末《島夷志略》所載廣州、泉州海外交通盛況,乃鄭和下西洋之基礎。 參、文物、史跡與中外文獻 從元代遺留地下出土文物,各地史跡,以及中外文獻,可以看出元代海外交通的活躍與轉變。茲各舉一例述之。 元代出口商品以陶瓷為主,這項事實從各地港口出土元代陶瓷,可見一斑。元代瓷器大量出土於日本、韓國、東南亞、錫蘭、印度、阿拉伯,乃一般所知。琉球出土大量高品質的元代青花,澎湖出土大量元代陶瓷,印度古里出土元代青花,埃及出土元代青花,肯亞、坦桑尼亞、馬達加西加出土元代瓷器,這些考古發(fā)現(xiàn)之多,與其意義之大,致使元代海外交通史一再修正與補充。這些出土文物是繁榮的元代海外貿易的具體物證。 福建泉州有清凈寺,主要提供阿拉伯人宗教禮拜之需。此寺建於北宋真宗大中祥符2年(1009),在元代有兩次整修,至大3年(1310)與至正10年(1350)。其後在明代中期(十六世紀初)將石砌寺塔改為簡易的木塔,十七世紀初(萬歷37年,1609)增建一間小禮拜堂。在元代,客居泉州穆斯林禮拜的清真寺,四十年間兩次重修,而後未見重大整修,顯示元代中阿海上交通的繁榮,也顯示元末順帝以後海上交通的沒落。 外國旅行家的見聞是旁觀者可供參考的。意大利的馬可勃羅,在中國居住多年之後,自泉州啟航返其祖國,謂泉州為世界最大港口之一,目睹泉州港有海舶甚眾,印度、波斯等國商人運載香料、胡椒來此貿易。北非摩洛哥的伊本巴圖塔從非洲一路航行到中國,看遍非洲、阿拉伯、印度、中國各地重要港口,謂泉州港為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港內有大船百艘,小船無數(shù),城區(qū)甚大,城內織造綢錦、瓷器。謂瓷器產地, 除了泉州,也產於廣州,泉州瓷器街市最大,品質絕佳,銷到印度、也門、摩洛哥等地。伊本巴圖塔在印度古里(Culicut)等候中國船前往中國,謂中國海域只能行駛中國船,古里港內有十三艘中國船,中國船之大者,掛十帆,船內分成許多船艙,能載千人。 福建泉州晉江市陳埭鎮(zhèn)丁氏族譜顯示整個元代海外活動的盛衰。丁氏一世祖是阿拉伯人,大約生活於元初,經商於蘇州,卜居於泉州城南文山里,其地為泉州城內商業(yè)活躍的繁榮地段。到了第三代,丁碩德,生於元大德2年(1298),歿於明洪武12年(1379),生活於元末,舉家遷徙至晉江陳埭。丁氏第三代仍然經商,但時局動湯,兵亂不斷。泉州十年戰(zhàn)亂,始於順帝至正17年(1357),漫延到至正26年(1366),接著元將討伐叛軍,大舉殺戮西域人,阿拉伯商人紛紛逃亡海外,或避居他鄉(xiāng)。這場動亂,迫使丁家從繁榮的泉州商業(yè)區(qū)遷徙到偏遠的濱海農村陳埭,棄商賈而務農。陳埭丁氏族譜顯示,元代海外貿易曾經十分繁榮,到了元末,一蹶不振。元代承續(xù)宋代,海外貿易繁榮,設置八處對外貿易的港口,有一套合理而有效的海關制度。中國船出入東南亞,并航行到印度,阿拉伯半島,經常往來的國家或地區(qū)有百國,所知其他國度也有百國。并細分海外地區(qū)為小東洋、大東洋、小西洋、大西洋。此般活躍與繁榮為前代所未有。在另一方面,政府與民爭利,海上活動問題也漸漸增多,朝廷難以掌控,以致於四次下令海禁。元末泉州長期兵亂,海外活動一蹶不振。明初鄭和下西洋的行為并非突然冒出,鄭和下西洋的能力承繼自元人蓬勃的海外活動,同樣,元代難以掌控的航海問題,也反映在明初的海禁政策。
元朝時期,實現(xiàn)了大一統(tǒng)的中國,是當時世界上疆域最廣、最強大、最富庶的國家,聲望威震亞、歐、非三洲。因此,中國與亞、歐、非諸國的交通往來及政治、經濟、文化上的聯(lián)系有了空前的發(fā)展,各國的使節(jié)、商人、旅行家和傳教士絡繹不絕地來到中國。 中國的近鄰高麗(朝鮮)、日本以及安南(越南)、真臘(柬埔寨)、緬國(緬甸)、羅斛(泰國)、木剌由(馬來半島)等東南亞諸國,都與元朝有密切的聯(lián)系。高麗與日本派來大批的留學生,許多高麗人長期定居于中國。 南亞的僧加剌(斯里蘭卡)、尼波羅(尼泊爾)及印度半島諸國與中國的交往也很頻繁。至于中亞和西亞的波斯、阿拉伯各國,當時都在伊利汗國的統(tǒng)轄下,與元朝的往來更是暢通無阻,十分密切。 中國與歐洲和非洲的交往,也達到了前代所未曾有過的深入程度。除了著名的《馬可·波羅游記》作者馬可·波羅外,羅馬教皇和法國曾先后派使節(jié)來到中國,元朝也曾派人出使歐洲諸國;元朝的使臣還到過非洲的馬達加斯加等東非國家;著名的旅行家、摩洛哥人伊本拔圖塔也曾來中國長期旅行,并擔任過元朝的官職,他寫的旅行記中記載了許多親眼所見的中國情況。 由于中外交通的頻繁,中國人發(fā)明的羅盤、火藥、印刷術經阿拉伯人傳入西歐,同時阿拉伯人的天文學、醫(yī)學、算學知識陸續(xù)傳到中國,基督教也開始傳入中國內地。 元朝的海外貿易也很發(fā)達。在滅亡南宋之前,陸道貿易占元朝對外貿易的主流。元朝的絲綢之路,從敦煌分天山南北兩路往西,通向中亞、西亞和黑海北岸。滅南宋之后,海道貿易逐漸占據(jù)主要地位——海運運載貨物量更多、來往更便捷、可達到的地域更廣。 宋代的海外貿易已十分繁盛,元代海外貿易比宋代還要發(fā)達。元朝政府滅南宋后,原在南宋任泉州市舶使多年的阿拉伯商人蒲壽庚降元,元朝政府即任命他為福建左丞,處理泉州一帶的海外貿易。當時管理海外貿易的機構叫作市舶提舉司,簡稱市舶司。元朝先后在泉州、慶元(今浙江寧波)、上海、溫州、廣州、杭州等地設立7個市舶司,后經過改組合并,到1297年,并為泉州、廣州和慶元三個長期存在的市舶司。廣州是我國最早興起的海外貿易口岸,宋代時居諸港之首;宋元之際,由于屢經戰(zhàn)火而元氣大傷。 泉州在元代最為繁榮,取代廣州成為第一大港,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也是著名的“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因為泉州全城遍植刺桐,所以“刺桐港”的名聲譽滿海外,其繁榮程度比宋代的廣州有過之而無不及。宋代時,與其有海外貿易關系的國家和地區(qū),不過五六十個,而元代則多至140余個。元代海上貿易的范圍,東到高麗、日本,西達波斯灣、紅海和非洲東海岸。 海船從中國輸出的貨物主要是絲綢和瓷器等手工業(yè)品,進口的商品主要有丁香、豆蔻、胡椒等藥物,象牙、犀牛角、珍珠、鉆石、沉香等寶物和香料。元代海外貿易的興旺,是以東南沿海及長江中下游地區(qū)發(fā)達的手工業(yè)和農業(yè)生產為依憑的;同時它又有力地促進了這些地區(qū)商品經濟的發(fā)展。 元代頻繁的中外交往和發(fā)達的海外貿易,大大加強了中國人民與世界各國人民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往來:一方面讓中國的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得以對世界做出自己的貢獻;另一方面又使中國人民在與世界各國人民的交往中,能夠學習到外國文明的長處。
西漢、元各朝基本上采取了對外開放政策,中華文明處于世界領先地位,中國成為周邊國家、亞非地區(qū)經濟文化中心,對世界產生了深遠影響.明清時期由于中國封建制度漸趨衰落和腐朽,加上西方殖民者的東來,對外政策由開放到閉關自守. 1.漢朝對外交往的主要成就 成就: (1)以商貿為主,絲織品在通商中占很大比重,具有相當程度的單向性. (2)中外交往以陸路為主,水陸并舉. (3)與亞洲包括東亞、東南亞、南亞、中亞、西亞等地區(qū)的國家交流頻繁,對東方文化影響大,形成以中國為核心的東亞文化圈. (4)中國文明通過絲綢之路開始傳人歐洲. (5)中國開始吸收佛教等外來文化. (6)漢代文明先進,對世界影響深遠. 2.元朝對外交往的主要成就 成就: (1)元朝在各港口設市舶司,和個過通商互市. (2)對外貿易的繁榮超過前代,海船可直通日本,占城等地. (3)元朝和高麗,日本貿易密切.高麗的人參等土產品在我國內地受到歡迎.我國的棉紡織技術在此時傳到高麗.日本從中國招聘雕印工匠,來發(fā)展日本的印刷業(yè). (4)同歐洲,非洲也有交往.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在元朝時來到大都.元朝的畏兀兒族(唯吾爾)列班掃馬,前往西亞,歐洲,成為我國第一位訪問歐洲各國的旅行家. 共同作用 都加強了與世界的聯(lián)系,并在一定基礎上加強文化交流與經濟發(fā)展,讓世界認識了一個強大的中國,在文化交流與文化融合的進程中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貿易,是海外活動最根本而真實的力量。 元代的海外貿易活動,有活躍滋長的力量,也有衰退的跡象。這些現(xiàn)象可見於官方記錄,可見於民間著作,也可見於元代遺留下來的史跡、文物與文獻。而這些海外活動的成果為明初鄭和等海外活動所承繼。 壹.官方資料 元代官方記錄,保存了進出港口的的國際貿易狀況,反映於海上活動的媽祖信仰,以及前所未有的海禁。 1. 港口與貿易 元代的國際貿易的港口共有八處,皆設置於元初世祖至元年間,各處均有專職官員主持,分別為: 泉州,元世祖至元14年(1277)立,特設一人專職主之。 慶元、上海、澉浦,元世祖至元14年立,令福建安撫使督之。 廣東,至元20年(1283)置。 杭州,至元21年(1284)置。 溫州,至元年間置。 雷州,至元30年(1293)置。 其中泉州為元代中國第一大港,也是世界第一大港,船舶眾多,貨物堆積如山。從事海外貿易者甚多,且頗見資本雄厚之巨商大賈,泉州的蒲壽庚家族經營海外貿易而致於富貴。蒲壽庚婿佛蓮一家便有海舶八十艘。崇明人朱清、嘉定人張瑄,二人所經營海外貿易,「巨艘大舶帆交番夷中」。(《輟耕錄》卷五) 朝廷命官主持海外貿易,「每歲召集舶商,於蕃邦博易珠翠香貨等物。及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後聽其貨賣?!埂钙湄浺允秩∫?,粗者十五分取一,以市舶官主之。其發(fā)舶回帆,必著其所到之地,驗其所易之物,給以公文,為之期日……」。(《元史?食貨志》) 2. 海神媽祖的崇高地位 媽祖本為五代北宋間福建湄州島林氏女,生而能知人福禍,助人無數(shù),尤多助人於海上,歿而為海神。兩宋間,閩人膜拜,信徒迅速增加,成為官方認同之重要神祗,趙宋朝廷先後制封十四次,地位之崇,絕無僅有。 元代,民間崇拜持續(xù),媽祖信仰向北傳播,新增的媽祖廟,除了福建、浙江、江蘇、廣東,括及山東、河北。元代政府敕封媽祖,前後有七次,神格由宋代所封之「妃」升格為「天妃」。 第一次:至元15年(1278),制封「護國明著靈惠協(xié)正善慶顯濟天妃」。 第二次:至元18年(1281),制封「護國明著天妃」。 第三次:至元25年(1288),詔加封南海明著天妃為「廣佑明著天妃」。 第四次:大德3年(1299),加封泉州海神曰「護國庇民明著天妃」。 第五次:延佑1年(1314),加「廣濟?;菝髦戾?。 第六次:天歷2年(1329),加封為「護國庇民廣濟?;菝髦戾?。 第七次:至正14年(1354),號海神為「輔國護圣庇民廣濟?;菝髦戾埂? 元代祭祀天妃,列入國家禮典?!富蕬c(1312-1313)以來,歲遣使齎香遍祭」《元史?祭祀志》每年官方海運之前,需先祀祭天妃。而其他諸神未得重視或認定,「祈風雨不得支破官錢」(《元典章》)。宋代官商膜拜祈風的泉州九日山通遠王,入元而式微消沉。元代媽祖信仰一枝獨秀,神格崇高,乃彼時海外航運活躍的反映。 3.朝廷壟斷貿易與禁止商舶入海之令 朝廷對於巨賈大商,常借故奪其財利。蒲氏婿佛蓮,身歿無後,官府沒其家貲。朱清、張瑄被視為「聚斂之臣」,為官捕殺,封籍家貲,拘收軍器海舶,流放子孫於遠方。規(guī)定「凡權勢之家皆不得用己錢入蕃為賈」,「蒲壽庚請下詔招海外諸蕃,不允」,「唆都請招三佛齊等八國,不從」。 又有「官自發(fā)船貿易」,以及官府提供資本交由商人經營的「官本船」貿易。元代官府顯然防禁私人壟斷貿易,與民爭利,趨向中央集權。另一方面,海外貿易衍生許多問題,令官府無法掌控,加上海防的顧慮,因而產生海外政策制度的鉅變,下令禁止海外貿易,先後頒布四次海禁令。 第一次:元世祖至元29年(1292)禁商泛海,至元31年(1294)弛禁,前後實行三年。 第二次:大德7年(1303)禁商下海,至大1年(1308)復立市舶司,前後六年。 第三次:至大4年(1311)罷市舶司,延佑1年(1314)開禁,前後四年。解禁後,「仍禁人下番,官自發(fā)船貿易」。 第四次:延佑7年(1320)罷市舶,至治2年(1322)復置市舶司,前後海禁三年。解禁後,海外貿易有所限制。 元之海禁為前代所未有。出現(xiàn)在元開國後四十馀年,三十年間四禁四開,禁海之期短者三年,長者六年,為時不長;三次海禁間隔,短者三年長者九年,為時也不長。四次都屬暫時性,卻是連續(xù)性,而且一次比一次強烈,解禁之後都有相當限制。這一系列海禁,因為貿易之利與治安之慮而產生,出現(xiàn)於元代中期,乃典型之元代特色,中國的海外政策產生了本質性的改變,對明清時期影響極大。 貳、民間航海人員的著述 元代民間遠航海外,以泉州為最盛,廣州次之。廣州港的航?;顒右婌丁洞蟮履虾V尽?,為元初之作,泉州港的海外活動記錄見於《島夷志略》,為元末之作。 《大德南海志》,陳大震等纂,成書於元大德8年(1304),乃所知最早之廣州方志。是書版本多種,而多闕漏,相互校訂,知原書應有二十卷,其卷七〈船貨〉與其附錄〈諸蕃國附〉,乃元初廣州海外貿易之記錄。所著錄當時廣州貿易海外之國,一百四十二國。分別列各國為東洋、西洋。東西洋之劃分,始見元代,而元初其他著作只見西洋一詞,唯《大德南海志》并述東洋、西洋,并且細分為小東洋、大東洋,小西洋、大西洋。大 抵以巽他海峽為東、西洋之分界;加里曼丹島北部至菲律賓為小東洋,其南諸地為大東洋;馬來半島、蘇門答臘一帶為小西洋;印度洋為大西洋。各版本多述及海外諸國多止於東南亞諸地,唯《永樂大典》所載海外諸國,遠及白達、層拔、弼琶羅、勿斯離、默茄諸國。其地括及阿拉伯半島(白達、默茄),北非(勿斯離),東非(弼琶羅、層拔)。這些國名,可見於唐、宋典籍,有其可信之理,但《大德南海志》僅錄地名,於風 土民情貿易無只字片語記述,則此等地區(qū)是否廣州貿易所及,仍有待於稽考。 《島夷志略》,汪大淵撰,成書於元順帝至正9年(1349),晚於《大德南海志》四十馀年。汪氏兩度航海(1330年,1337年),浮海八年,記述天下第一大港泉州遠航所至各國,以九十九國為條目,逐一介紹游歷所至各國,各條目之中又提到其他若干國家或地區(qū)百馀處,包括小東洋、大東洋、小西洋、大西洋,始自澎湖(彭湖)、臺灣、琉球一帶(琉球),菲律賓(三島、麻逸、蘇祿),以至印度洋之印度(天竺)、錫蘭(僧伽剌)、馬爾他夫(北溜)、阿拉伯半島(天堂),皆親游之地。汪氏具體敘述親身游歷各地位置、風土、民俗、物產、貿易,其所至地域之多,所記內容之豐富、詳細與切實為前代未有,為明代載記所不及,直到清代西洋教士傳入世界新知,始有突破。鄭和下西洋規(guī)模浩大,鄭和隨員三人所著之書,內容卻不及於《島夷志略》。馬歡《瀛涯勝覽》頗受《島夷志略》影響,費信《星槎勝覽》更大量抄襲《島夷志略》。元初《大德南海志》與元末《島夷志略》所載廣州、泉州海外交通盛況,乃鄭和下西洋之基礎。 參、文物、史跡與中外文獻 從元代遺留地下出土文物,各地史跡,以及中外文獻,可以看出元代海外交通的活躍與轉變。茲各舉一例述之。 元代出口商品以陶瓷為主,這項事實從各地港口出土元代陶瓷,可見一斑。元代瓷器大量出土於日本、韓國、東南亞、錫蘭、印度、阿拉伯,乃一般所知。琉球出土大量高品質的元代青花,澎湖出土大量元代陶瓷,印度古里出土元代青花,埃及出土元代青花,肯亞、坦桑尼亞、馬達加西加出土元代瓷器,這些考古發(fā)現(xiàn)之多,與其意義之大,致使元代海外交通史一再修正與補充。這些出土文物是繁榮的元代海外貿易的具體物證。 福建泉州有清凈寺,主要提供阿拉伯人宗教禮拜之需。此寺建於北宋真宗大中祥符2年(1009),在元代有兩次整修,至大3年(1310)與至正10年(1350)。其後在明代中期(十六世紀初)將石砌寺塔改為簡易的木塔,十七世紀初(萬歷37年,1609)增建一間小禮拜堂。在元代,客居泉州穆斯林禮拜的清真寺,四十年間兩次重修,而後未見重大整修,顯示元代中阿海上交通的繁榮,也顯示元末順帝以後海上交通的沒落。 外國旅行家的見聞是旁觀者可供參考的。意大利的馬可勃羅,在中國居住多年之後,自泉州啟航返其祖國,謂泉州為世界最大港口之一,目睹泉州港有海舶甚眾,印度、波斯等國商人運載香料、胡椒來此貿易。北非摩洛哥的伊本巴圖塔從非洲一路航行到中國,看遍非洲、阿拉伯、印度、中國各地重要港口,謂泉州港為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港內有大船百艘,小船無數(shù),城區(qū)甚大,城內織造綢錦、瓷器。謂瓷器產地, 除了泉州,也產於廣州,泉州瓷器街市最大,品質絕佳,銷到印度、也門、摩洛哥等地。伊本巴圖塔在印度古里(Culicut)等候中國船前往中國,謂中國海域只能行駛中國船,古里港內有十三艘中國船,中國船之大者,掛十帆,船內分成許多船艙,能載千人。 福建泉州晉江市陳埭鎮(zhèn)丁氏族譜顯示整個元代海外活動的盛衰。丁氏一世祖是阿拉伯人,大約生活於元初,經商於蘇州,卜居於泉州城南文山里,其地為泉州城內商業(yè)活躍的繁榮地段。到了第三代,丁碩德,生於元大德2年(1298),歿於明洪武12年(1379),生活於元末,舉家遷徙至晉江陳埭。丁氏第三代仍然經商,但時局動湯,兵亂不斷。泉州十年戰(zhàn)亂,始於順帝至正17年(1357),漫延到至正26年(1366),接著元將討伐叛軍,大舉殺戮西域人,阿拉伯商人紛紛逃亡海外,或避居他鄉(xiāng)。這場動亂,迫使丁家從繁榮的泉州商業(yè)區(qū)遷徙到偏遠的濱海農村陳埭,棄商賈而務農。陳埭丁氏族譜顯示,元代海外貿易曾經十分繁榮,到了元末,一蹶不振。元代承續(xù)宋代,海外貿易繁榮,設置八處對外貿易的港口,有一套合理而有效的海關制度。中國船出入東南亞,并航行到印度,阿拉伯半島,經常往來的國家或地區(qū)有百國,所知其他國度也有百國。并細分海外地區(qū)為小東洋、大東洋、小西洋、大西洋。此般活躍與繁榮為前代所未有。在另一方面,政府與民爭利,海上活動問題也漸漸增多,朝廷難以掌控,以致於四次下令海禁。元末泉州長期兵亂,海外活動一蹶不振。明初鄭和下西洋的行為并非突然冒出,鄭和下西洋的能力承繼自元人蓬勃的海外活動,同樣,元代難以掌控的航海問題,也反映在明初的海禁政策。
蒙古建立連通歐亞兩大陸、銜接三大洋(太平洋、印度洋和北冰洋)的超級帝國,使東方與西方的交通,出現(xiàn)了前所未有的發(fā)達景象。元朝建立后,金帳汗國與伊利汗國雖然逐漸獨立,但仍然與元朝保持著政治、經濟和文化的聯(lián)系。商人、教士與使節(jié)的往來更為頻繁。元朝與亞、非、歐三大洲的各國建立了多種聯(lián)系。文化交流的范圍空前擴大。   一、高麗和日本   高麗王族和元朝皇室結為甥舅之好,建立了友好關系。元朝曾在高麗王京派駐達魯花赤,但不直接干預政務,只負監(jiān)視之責。至元中還在高麗設置東行省,但不派行省官,就以高麗王為行省丞相,原有機構不變。因此,在元代高麗基本上保持了獨立地位。   元代,中國和高麗之間的經濟、文化交流有了進一步發(fā)展。元初,高麗博士柳衍從江南購得經籍一萬零八百卷回國。兩國商人、僧侶將本國的大批書籍運入對方境內。元仁宗贈給高麗宋秘閣舊藏善本四千三百多冊。   元朝初年,程朱理學傳入高麗。高麗人在大都獲得《朱子全書》新版,帶回國去,在太學講授。后來,白頤正又從大都帶回許多程朱理學著作,在太學宣講。接著,朱熹《四書集注》由秘書省書籍所刊行,這是權溥建議的結果。理學在高麗廣泛傳播,使得李谷、李齊賢、李先穡等理學大師脫穎而出。   高麗語言傳入中國,元朝宮廷中許多人都會講高麗語,連守衛(wèi)宮門的衛(wèi)士也學得高麗語,連臂低歌井即梨(張昱《可閑老人集》卷2)。   元代,很多高麗人來到中國,他們中有不少人就僑居在各地。其中做官的也不在少數(shù)。許多學者和僧人,由于他們精通漢文,有些是奉命出使而來,有些是私人前來游學。在中國,他們廣交文人,彼此相互切磋,唱和酬答,建立了十分密切的關系。中統(tǒng)二年(1261年),高麗王來上都,隨同前往的有國相李藏用。此人對漢文學有很深的造詣,曾出席中國詩人的文會,被譽為鴨綠江頭老謫仙(王惲《贈高麗樂軒李參政甥樸學士》,《秋澗文集》卷22)。高麗著名詩人李齊賢,其詩集《益齋亂稿》,被認為是朝鮮文學史上的優(yōu)秀古典作品(《高麗史》卷110《李齊賢傳》)。   元代,日本商船來中國的很多。自大德九年到至正十年的四十五年中,就有三十三年都有日本商船來元朝(木官泰彥《日中文化交流史》,胡錫年譯本)。元朝和日本兩國僧人互相訪問極為頻繁,據(jù)日本史學家木宮泰彥統(tǒng)計,來華日僧僅知名者即達220余人。泰定三年(1326年),元朝一次就遣日本僧瑞興等四十人還國(《元史》卷30《泰定帝紀》二)。元朝許多高僧的墨跡傳到日本,對日本的書法影響不小。日本的一些書法家的作品,也深受元代文人的重視。元代文人的詩畫得到當時日本文人的贊賞(歐陽玄《趙文敏公神道碑》,《圭齋集》卷9)。僧人,如清拙正澄、明極楚俊、竺仙梵仙等被邀請到日本傳授禪宗學說。僧人妙慈弘濟大師(1247-1317年),浙江臺州(今浙江臨海)人,俗姓胡,號一山,法名一寧,幼年出家,學于天臺山,修學禪宗臨濟宗,后住補陀山(今浙江普陀山),學識淵博,精研佛典,兼通儒、道、百家,尤擅書法。大德三年(1299年),成宗特授其為江浙釋教總統(tǒng),奉命出使日本。由慶元(今浙江寧波)乘日本商船抵達博多,前往鐮倉,先后住持建長、圓覺等寺??∮疃嗵旎收僮【┒寄隙U寺。居日本19年,傳授禪宗學說,日本稱為一山派。圓寂后,日本天皇特贈國師封號。一生中著有《語錄》。妙慈弘濟大師把程朱理學傳到日本,他培養(yǎng)的弟子虎關師煉是日本理學先驅。程朱理學和禪宗學說融為一體,長期成為日本統(tǒng)治階層的思想武器。   二、東南亞和南亞諸國  ?。ㄒ唬┲心习雿u諸國:交趾(安南)、占城、真臘、緬國,與元朝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lián)系。雖然元朝曾向這些地區(qū)進兵侵掠,但彼此之間的移民與商販仍往來不息。
中國古代對外貿易的主要形式:①秦漢時期,對外貿易主要以陸路為主。 ②隋唐時期,水、陸并進。 ③兩宋時期,陸地商路中斷,海外貿易發(fā)達。遼、夏、金政權將歲幣西運。 ④元朝時期,水、陸兩條商路并進。 ⑤明朝,海運發(fā)達,遠達東非和紅海。 ⑥清初,閉關鎖國,只準廣州一地接待外商。 目的:①貿易不以營利為主,而以加強友好往來或者宣揚國威為主。例如鄭和下西洋。 ②貿易與文化交流同步進行。例如絲綢之路。③外貿促進了民族融合。如回族的。 特點: ①先陸路貿易,后海路貿易。②外貿政策由開放到閉關。
在當代經濟的發(fā)展過程中,中國以及其他亞非拉發(fā)展國家在原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經濟的基礎上,僅僅經過了幾十年的發(fā)展就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這讓英法那些經歷了幾百年積累才完成蛻變的老牌資本主義國家實在心有不甘。于是許多學者開始進行思考這種現(xiàn)象的根源到底何在。在眾多的原因中,其中有一派學者看到了亞非拉國家在古代社會的優(yōu)勢地位,也就是以反駁“歐洲中心論”為代表的一系列理論,他們主要論證了古代亞非拉對世界經濟的重要影響。   在學者的論證中,都會提到中國在古代世界貿易中的重要地位。在這一傳統(tǒng)貿易中,中國的主要活動是出口,憑借著巨大的優(yōu)勢,賺進了大量的白銀。據(jù)經濟史權威估計,從1493年到1800年,世界白銀產量的85%和黃金產量的70%來自拉丁美洲。18世紀,美洲白銀產量約74000噸,其中52000噸運抵歐洲,這其中的40%約20000噸運往亞洲。另外美洲本土剩余的白銀約有3000噸經馬尼拉大帆船來到中國,再加上日本和其他地區(qū)的白銀,全球白銀總量的一半抵達亞洲,尤其是中國和印度,而中國又被稱為世界白銀的“終極密窖”。   那些外匯的賺取正是由于傳統(tǒng)中國最優(yōu)秀的物產:絲綢、茶葉、瓷器等。這些東西不只是在古代世界,即使是在今天,也依然是中國魅力的象征,但它們在近代經濟中所發(fā)揮的作用卻大打折扣。那到底是什么讓中國傳統(tǒng)工藝的光芒在西方近代科技發(fā)展的情況下立刻被徹底掩蓋了?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中國傳統(tǒng)經濟是建立在自然經濟基礎上的,是一種內向型經濟,對外基本沒有依賴,體現(xiàn)出了巨大的出口優(yōu)勢。正是這種“封閉”優(yōu)勢,使它在古代社會能夠絕對勝出。也正是這種原因,進一步加深了它的封閉,使它隨著近代科技的崛起迅速敗落。   一   無論是中國的茶葉、東南亞的香料,還是美洲的煙草都是地域性的特產。中國是世界茶葉的原產地,千百年來,中國茶葉是世界茶葉消費市場的最主要來源。早在南北朝時期,中國的茶葉就已經開始外銷,“五世紀后期,土耳其人至蒙古邊境,以物易茶,首肇其端”。此后周邊國家開始從中國進口茶葉,但數(shù)量較小。隨著15、16世紀地理大發(fā)現(xiàn),西方人逐漸了解東方。據(jù)說,由于西方人的飲食習慣,導致茶葉在西方廣受歡迎,開始癡迷中國的茶葉,直到17世紀,茶葉成為中外貿易的重要商品。到18世紀,茶葉占據(jù)了對外貿易的主導地位,據(jù)主要茶葉輸入國家的推算,18世紀中國對外輸出的茶葉達8889241擔以上,19世紀的前40年,就達到了1500萬擔。   由于茶葉的特殊作用和它所帶來的巨大利益,西方國家在對待中國茶葉方面采取相互競爭的態(tài)度,主要表現(xiàn)在英國和荷蘭,1776年英國運出3402415噸茶葉,占總輸出量的20.9%,荷蘭遂運出4923700噸,占總量的30.3%。但其后,英國逐漸增加運輸船隊的規(guī)模,到了1791年,英國的運茶量達到22369620噸,比重高達88%,幾乎把荷蘭擠出了中國市場。但隨后,荷蘭專心發(fā)展爪哇茶,進行對抗。經分析推算,18世紀,荷蘭從中國運出茶葉大約178萬擔,英國大約運出400萬擔,其他各國大約800萬擔左右。這么大規(guī)模的輸出給中國賺入了大約1.2~1.3億兩的白銀。   茶葉剛傳入歐洲的時候,被當做稀罕之物,價格十分昂貴。17世紀的歐洲茶葉市場,每磅需銀100元;1657 年,英國最早的茶商托巴斯・卡洛韋(Thomas Garraway)出售的茶葉,每磅價格為6~10英鎊。政府對茶葉按照奢侈品課稅,每加侖納稅6便士,“光榮革命”以后,1689年修改《液量稅法》,茶價才隨之下降。但直到18世紀20年代開始,英國幾次下調茶價,達到1磅茶葉8先令,茶葉才真正走向普通百姓,但茶的消費量也大增。不僅英國,美國、法國等國家茶價市場也出現(xiàn)過巨大的調整,調整的結果是導致中國“茶葉價格因需求的關系而陡漲”。   在古代各國聯(lián)系不發(fā)達的情況下,茶葉這類依靠自然優(yōu)勢而獲得青睞的產品,必然取得了無可比擬的“專利”地位。正是它的專有和被需求,導致產出國在古代世界貿易中獲得了一定的支配地位,這種支配在物質方面的表現(xiàn)也就是賺進了大量的白銀。而且土壤這種先天的優(yōu)勢是不可能偷盜的,尤其在科技不發(fā)達的情況下還是難以復制的。因此古代社會彼此之間的隔絕、封閉,茶葉生產的這種專利優(yōu)勢也還能發(fā)揮一定的效能。但受到茶葉利益的巨大刺激,其他各國也紛紛發(fā)展本國的制茶業(yè),并不斷地沖擊著中國的茶業(yè)。   在封建制度下,茶葉經營的表面繁榮掩蓋了厘稅過重、粗制濫造、剝削加重等問題。雖然有識之士有所注意,如《申報》就不止一次指出,印度茶制作精細,質量高,日后必將成為華茶的勁敵,或導致“中國茶生意日廢矣”,但并未得到重視。直到1886年茶葉出口的高峰到來,也就到了總危機爆發(fā)的邊緣。其實早在70年代,漢口、上海各地的茶商,對華茶的采購就采取非常審慎的態(tài)度,中國茶葉出現(xiàn)了滯銷的狀況。受各種因素的影響,各種茶價不斷下跌,華茶的價錢必然受到影響,茶葉的出口總值也不斷呈下降趨勢。茶葉行業(yè)的衰落首先從茶商開始,“二十年來,以業(yè)茶起家者,十僅一二;以業(yè)茶破產者,十有八九”。隨之而來,茶農的生活也困苦不堪,大規(guī)模棄茶他圖,昔日著名的茶區(qū),已經呈現(xiàn)出一幅凄涼景象。   此時,印度、錫蘭、日本茶卻迅猛發(fā)展,尤其是印錫茶成為華茶的勁敵。遲至18世紀90年代,印度的茶業(yè)已逐漸實現(xiàn)了機械化,提高生產率,降低成本,而且所制之茶“味尤加美”。1890年,印度茶出口超過1億磅,超過中國茶出口的1倍還要多。錫蘭茶的發(fā)展雖然起步晚,但速度極快,僅1880年,茶園面積就比1875年增加了13倍,并實現(xiàn)了機械化,首先進軍英國市場,逐漸與華茶抗衡。日本綠茶的擴張以及占領臺灣后的生產的烏龍茶、包種茶也進一步威脅了中國茶的地位。1874~1875年,日本輸入美國的綠茶,首次壓倒中國綠茶的輸入量,并且輸出量逐年增加,到了1886年以后,每年的輸出量基本保持在30萬擔左右。隨后而來的爪哇在茶葉生產出口領域奮起直追,到了20世紀初,成為世界第四大茶葉輸出國,并于1915年突破億萬磅,1918年,位列中國之上。   隨著近代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斷興起,古老的封建帝國江河日下,仰仗于“封閉”優(yōu)勢而盲目自大,為了避禍甚至閉關鎖國,逐漸遠離了世界大市場?!睹魃褡谌f歷會典》規(guī)定:“凡將緞匹、袖、絹、絲、綿私出夕晚貨賣及下海者,杖一百;挑擔載貨之人減一等,貨物船只并入官?!鼻宄捎谏贁?shù)民族入主中原,為防范沿海的反清勢力,1655年下令“沿海省份應行嚴禁,毋許片帆入海,違者立置重典?!迸c世界發(fā)展趨勢脫節(jié),被時代遠遠地拋在后面。與此同時,西方資本主義國家迎來了工業(yè)文明,生產方式和社會生活都在發(fā)生著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的瓷器和絲織品及其技術也就逐漸喪失了在世界上的領先地位。   三   依靠自然“專利”和封閉優(yōu)勢雖然獲得了巨大的收益,使傳統(tǒng)中國在世界貿易中占據(jù)優(yōu)勢地位,并且在今天中國經濟崛起的前提下,得到世人的關注,為人稱道。但是由于這些產品自身的巨大局限性,所以只適合存在于古代社會封閉的環(huán)境中,而且這種發(fā)展模式本身也并不能夠完全說明出口國的先進性。尤其隨著世界各國的聯(lián)系不斷加強,傳統(tǒng)技術外傳并先后被超越,而自身對傳統(tǒng)的產品的分散經營模式,以及技術革新較差等因素,導致這些產品的封閉壟斷地位喪失;加之中國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對商業(yè)的不重視以及只賣不買的傳統(tǒng)觀念的限制,國際貿易商品結構的變化,也使初級產品優(yōu)勢地位逐漸喪失,近代科技不斷發(fā)展,中國的初級產品自然也就被逐漸邊緣化了。因此,在近代科技繁榮的條件下,要想謀求自身的發(fā)展,絕對不能以此作為“制勝法寶”,而是要努力掌握核心科技,努力爭取進駐世界科技的中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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